2011在职法律硕士法制史主观试题精讲
试题： 《礼记·大传》：“一曰亲亲；二曰尊尊。亲亲故尊祖，尊祖故敬宗，敬宗故收族，收族故宗庙严，宗庙严故重社稷，重社稷故爱百姓，爱百姓故刑罚中，刑罚中故庶民安，庶民安故财用足，财用足故百志成，百志成故礼俗刑，礼俗刑然后乐。” 分析： （1）该段文字反映的是西周时期礼的基本原则及其作用。 （2）该段文字的基本含义是，第一谓之“亲亲”，就是亲近以父母为首的亲属，第二谓之尊尊，就是尊敬以君主为首的贵族。只有实行“亲亲”，才能尊崇祖先，尊崇祖先才能敬仰宗族，敬仰宗族，才能团结全体贵族，团结全体贵族，才能宗庙严，宗庙才能重视天下社稷，重视社稷才能使人民安定，人民安定才能财富充足，财富充足才能众志成城，众志成城才能形成礼仪风俗，礼仪风俗形成乐才能达到天下大治。 （3）西周统治者总结商纣倒行逆施，众叛亲离导致的商朝灭亡的教训，认为立法、施政必须贯彻“亲亲”、“尊尊”等礼的基本原则。所谓“亲亲”，就是强调男女有别，长幼有序；每个人都亲爱自己的亲属，特别是亲敬以父权家长、族长、宗主为中心的亲属。因此，“亲亲”实际是一条以孝为核心，同时体现男尊女卑关系的宗法伦理原则，旨在维护家庭、家族纪宗族内部的伦理道德秩序。而“尊尊”则要求下级对上级、小宗对大宗、臣民对君长绝对服从与尊敬，严守社会等级秩序，严禁违法僭越。所以，“尊尊”实际是一条以忠为核心的等级差别原则，旨在维护整个国家的君臣贵贱秩序。 （4）规定“亲亲”、“尊尊”制度的意义在于，只有实行“尊尊”、“亲亲”，才能实现其巩固统治国家，维护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根本目的。 试题： 《礼记·曲礼》：“道德仁义，非礼不成；教训正俗，非礼不备；分争辨讼，非讼不决；君臣上下，父子兄弟，非礼不定；宦学事师，非礼不亲；班朝、治军、三官、行法，非礼威严不行；祈祷祭祀，供给鬼神，非礼不成不庄。” 分析： （1）该段文字反映了西周时期“礼”的性质和作用。 （2）伦理道德和仁义，没有礼的规范就不能形成；教化礼训和正定风俗，没有礼的规范就不能完备；分歧争议以及诉讼活动，没有礼的作用就不能决定；君王臣下，父子兄弟，没有礼的规范就无法界定；从学拜师，没有礼的规范就难以亲定；朝制列班、军事治理、官吏管理、执法，没有礼则无法运行；搞祭祀活动，没有礼的规范就不会诚实庄重。 （3）该段文字表明，在西周时期，礼作为一种积极规范，已经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起着实际的调整作用。当时上至国家根本方针、组织制度，下社会成员的生活，都受到礼的制约。周礼已经渗透到各个社会领域，起着广泛的调整作用。 （4）这段文字也表明，西周时期的礼已经具备了法的性质和作用。
试题： 《礼记·曲礼上》：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。”孔颖达疏：“礼不下庶人者，谓庶人贫无物为礼”；“刑不上大夫者，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”，“非谓都不刑其身也，其有罪则以八议议其轻重耳。” 分析： （1）该段文字反映的是西周时期礼与刑的适用及其关系问题。 （2）礼仪规范不适用于庶人，如何处刑不适用于大夫及大夫以上的贵族。孔颖达解释道：礼仪规范不适用于庶人，因为贫贱的庶人没有贵族能够享受的礼仪；如何处刑不适用于大夫及大夫以上的贵族，因为制定的五刑、科条三千没有设定有关大夫的犯罪。并不是说大夫及大夫以上的犯罪不处刑，只不过犯罪后根据八议来确定其罪行的轻重罢了。 （3）所谓“礼不下庶人”，首先，制定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整社会的宗法等级秩序，不同的社会关系使用不同的礼进行调整，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适用不同等级的礼；各级贵族享有的礼，庶民百姓不得享用。其次，各级贵族的活动主要靠礼进行规范，而庶人之类的普通民众则用刑罚来威慑。由于礼本身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规范，因此，“礼不下庶人”决不是说礼的规范对庶人没有约束力。所谓“刑不上大夫”，首先，刑罚的制定主要不是针对大夫以上各级贵族，而是为了防范庶人以下的平民百姓。其次，不同社会等级的人实行同罪异罚，大夫以上各级贵族违法犯罪，一般不适用于普通平民百姓使用的刑罚。所以，大夫以上贵族犯罪不适用一般刑罚，而并非一律不使用刑罚。 （4）当然贵族作为特权阶层在使用刑罚时，适用“八议”之法，实行临时决议减免，这体现了特权法的性质。 （5）“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”不仅是西周“礼治”的特点，也是指导西周立法、司法的重要原则。 试题： 《尚书·康诰》：“人有小罪，非眚，乃惟终，自作不典，式尔，有厥罪小，乃不可不杀。乃有大罪，非终，乃惟眚灾，适尔，既道极厥辜，时乃不可杀。” 分析： （1）该段文字反映了西周时期区分故意和过失、惯犯和偶犯的刑罚适用原则。 （2）一个人虽犯了小罪，却不是由于过失，而是一贯犯罪，就是自行不法，即使其罪很小，就不可不杀；反之，一个人罪虽大，但是不是惯犯，又出于过失，虽然按照断狱的道理处罚其罪，但是罪不致死。在这段文字中，过失被称为“眚”，故意被称为“非眚”，偶犯被称为“非终”，惯犯被称为“惟终”。 （3）该段文字表明，在西周时期，故意和过失犯罪、惯犯与偶犯在观念上已有所区别。凡是故意犯罪及惯犯都要从重处罚，过失犯罪及偶犯则可减轻处罚，这一原则说明西周时期在刑法理论上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。 （4）这种以犯罪主观动机和客观危害结果为依据定罪量刑、区别对待的原则的确立，是我国刑法史上的重大发展，对后世刑罚适用原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 |
